亿万富翁的致富通途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的出现。有人测算，我国目前百万富翁有300万人，亿万富翁已经超过1000人。他们是如何迅速致富的呢？大地杂志披露了其中奥妙。

拥有十几亿、几十亿财产的富翁已经出现，百亿富翁即使尚未出现，肯定也已为期不远。

几十亿的财产难道是用气泡吹出来的？即使在比我们要富裕不知多少倍、起步早多少年的西方霸主美国，拥有10亿美元身家的富翁也不是很多的。但是，有一点的确不容怀疑，拥有数亿元人民币资产的内地“老板”已不鲜见，他们独资的大饭店、游乐场所、大企业我已亲眼见过很多了。

中国亿万富翁有三个共同特点。

其一，他们都是白手起家的。在起步阶段都是两手空空。多的靠一两千元起家，少的只有几十元。这并不奇怪，在改革开放前全中国普遍贫穷、家庭储蓄平均几百元的情况下，能够弄到这些钱已经很不错了，不像国外的富翁起步时多数已有了一定的积累。

其二，他们基本是“半路出家”的“下海”者，并不像许多国外第二代富豪都是名牌大学的工商管理专科出身。据国务院某研究机构九十年代初对某地区先富起来的人做过调查，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约占0．4％，集体所有制单位的约占3．4％，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占96％。他们的文化和知识层次也普遍不高，1994年有人统计中国的30位亿万富翁，有两个“70％”：70％出身农民，70％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其三，他们发家速度之快，也少有先例，从资产为零到成为亿万富翁，一般仅用了10年左右时间，有的只用几年甚至更短时间！而在新加坡、日本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积聚起百万美元的家产，平均需要几十年时间，从西方社会和海外华人中亿万富翁的发家史看，多数都经历了三代人以上。

因此，他们的发家史，不仅很多中国人有兴趣，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大的兴趣。有的国内学者曾试图总结他们的“发家秘诀”：他们是最具有市场经济意识的社会阶层，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在竞争尚未充分形成时，最先抓住了巨大的机会；他们利用了体制转轨中出现的各种漏洞，包括价格双轨制提供的发财条件；他们在土地、房地产、有价证券等经济要素市场形成之初，利用了开发前后的价格差、时间差赚了大钱。还有，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经营“奇才”，或者善于开拓专利发明成果的市场，比别人技高一筹，等等。

应该说，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但是，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发家秘诀”，就是在他们起家和发展的最重要阶段，资本积累的最关键时期，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依靠银行贷款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经营本领再大，才华再出众，没有银行贷款都不可能跃上“龙门”。

在1992年至1993年上半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中，各种要素资产的价格由于投机目的而异乎寻常地暴涨。据报载，当时仅海南一地，在炒地皮中赚了1000万元的就有1000人。也就是说，仅这1000人就赚了最少100亿元。这1000人中的所谓“经营奇才”、“平民倒爷”大概会有些，但不会太多，并且绝对也和“用钱铺路”分不开，其他绝大多数都是有各种权力背景的人物。他们用来炒地皮的巨额资金，基本上都不是自己的钱。而各种各样的房地产公司，也很少不是靠银行贷款起家的。据资料显示，全国商品房投资1992年比1991年翻了一番，投资额的三分之一是银行贷款。因此，同样是国有银行的资金创造了这样一批百万富翁，他们有的一夜间便可以赚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而在房地产热的泡沫破灭时，数千万平方米的空置房屋所套住的资金，绝大多数是银行贷款，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当然，并不是说用银行贷款扶持私营企业、支持房地产公司就是错误的。对农村专业户、私营和乡镇企业给以贷款扶持，发展农村经济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配套政策之一。问题在于，当经济发展迅速、资金奇缺的情况下，谁获得了贷款，谁就获得了进入先富起来阶层的入门证，谁获得了巨额贷款，那么转眼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而掌握使谁成为千万富翁权力的人，如果素质不高，自然不甘于完全为他人做嫁衣裳。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出现围绕贷款的激烈竞争，而且会出现围绕贷款的权钱交易，也就是腐败活动。

“养鳗大王”顾成兵的发家史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年41岁的顾成兵，出生在江苏如东县南坎乡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他读完小学后当过砖瓦厂的运泥工，养过蜜蜂，贩过大麦，可头几年并没赚到什么钱。1988年，他看到许多捕捞鳗苗、贩运海货的人赚了大钱，就四处借贷办了一个个体养鳗厂，生意一下子红火起来，于1992年成立了南通市集成水产品有限公司。由于南坎乡从政策、资金上给予顾成兵多方面的扶持，1992～1994年，集成公司规模迅速扩大，拥有了1000亩土地，2万多平方米养鱼池，900万元固定资产。顾成兵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当地的广播、电视、报纸上，“能人”、“养鳗大王”、“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的光环接踵而来。

从1992年开始，他甩出20余万元贿金，相继“摆平”了乡党委书记张仁俊、乡长金瑞红、副书记金成飞等，使这些父母官为其跑前跑后张罗贷款。他还把糖弹直接对准银行的工作人员。在不到4年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如东支行行长王新春、农行如东支行行长吴庆明、如东信用合作联社主任黄学平、中行如东支行副行长张崇明等8人在如东地面上呼风唤雨的实权人物都纷纷中弹落马。除了对行长、主任们“狂轰滥炸”外，他对一般股长、办事员也不怠慢，如东金融系统20多名工作人员都接受过他的“好处”。他还把手伸向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分行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江苏代表处等金融机构。4年间，为了编织关系网，谋求更多的巨额贷款，他竟然送了400多万元的贿金，有几十名党政干部和银行工作人员受贿。他因此获得的贷款金额高达12亿元，其中有1．8亿元至今无法追回。难怪朱总理会在1997年11月的全国金融会议上拍案而起：“一个小小的鱼贩子，靠什么手段竟然能把这么多的银行行长拉下水，你们要认真总结，吸取教训，以儆后人。”

各种不惜重金行贿获取贷款的活动所以如此“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1993年间曾经对记者陈可雄讲：“我们国家存在利率双轨制，国家贷款实际利率是负的，百分之几到十几，而市场融资、民营的利率是正的，都要在20％以上，这两者之间利差很大。去年（指1992年）全国贷款总额为2300亿元，如果赚利差或银行工作人员拿回扣10％的话，就是230亿，这笔钱落到小金库或个人腰包里是非常巨大的。曾经有人奇怪地问我，中国这么穷一个国家，一个人靠贷款几个月就成为千万富翁，怎么来的呢？我回答说，你算一下银行这笔账就明白了。中央和经济学家都主张提高贷款利率，有些金融系统的人就反对，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在里面，现在采取的作法就是磨、拖……”

据了解，金融界业内一些人士，认为吴教授的观点没有考虑到某些具体问题，例如当前国有企业的经营十分困难，在目前利率水平下尚难以做到盈利，如果提高贷款利率，可能更加难以为继，而这是银行贷款的最重要的部分。当然，他们认为吴教授的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率高于贷款利率的情况下，如果某企业甚至某个人通过关系贷到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一年期银行贷款，即使按时还本付息，也等于不仅白白使用了一年国家银行的钱，而且多借少还了。有人计算，在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年份，贷款一年就等于无偿奉送1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银行贷款给某人1000万元，无偿使用一年，还赠送100万元。如果贷款者再故意拖期不还，几年之后，这笔债便所剩无几了。这样的好事人们能不趋之若鹜吗？